文/金仁志

大伯

我大爹是个棉匠，至于大伯解放前是如何到部队的在我心里却是个谜，因为几位叔伯与我父亲生前都未在我面前提及。我猜测最大的可能是生计所迫。

我羡慕大伯，因为大伯是个军人。一身军帽军装，立在哪，就是一副威武不屈相。解放后的军人离战争年月不远，加之政治需要宣传军人的勇敢及江山的来之不易，那时的军人差不多就成了“英雄”的代名词。当我读书时获悉军人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时，心里便想，真能践行这样的精神，还愁干不成一番事？

我敬佩大伯。他一生从未进过校门，却能与人通信。他写的信虽很短，几段话，长的段落话也不多，其间还夹杂着错别字，但，这是一个文盲在战争间隙自修自学的成就。他的裁剪技术也是在部队自学的，以至退休后还被桐城的一家服装厂聘为技师。都道部队是大学堂、大熔炉，我曾受大伯的影响，辍学后就诞生过从容报国的愿望；可惜我是家中独子，父母硬不答应。

至今我仍念想大伯。从上海一零一厂退休后，他学会了太极拳、太极剑，仗剑而行，一副侠客形象。几次客居我家时他都带着剑，在门前修习，引得庄上人围观。习武之人重道德，讲情义。有年我送他从安庆返沪，买好翌晨的船票，时间还是上午，大伯兴奋地带着未满二十的我到他安庆的老战友家，郑重向战友介绍：“这就是我的小侄子。”是夜，我陪大伯在安庆住了一宿，临睡前，大伯看着我脱鞋、解衣，塞给我两张拾元人民币，说，回去买双新鞋，买件新衣。那年头拾元钱是个大数字，翌晨，临上船分别，在检票口，又硬塞我拾元，说，回去买条新皮带。却不料，那平平常常的分别竟成了我与大伯的永别！

我更怜悯大伯。前任大妈因故改嫁后育有五个子女，大伯得知后才明白是自己无生育能力。我非医生，不知大伯的不育症与他过的残酷的战争生活有没有关系。大伯一生无儿女，我本想等我条件稍好即接他与后任大妈回乡下过，不料一九八五年国庆那天，大伯猝死于脑溢血。

但，现今的我对大伯曾参加的战争却并不完全赞同——“一将功成万骨枯”。大伯能在枪林弹雨中的存活固是个人的幸事，可那些枯了的万骨、他的那些战友们却是不幸的。他们活着时也有自己的亲人、爱人与家人，为何非要万骨皆枯？战争不是游戏，那是不尽的牺牲与苦难，是国与家共同的不幸，更何况现代毁灭性的战争。如果不是反恐，各国和平相处真的就那么艰难？可我转念又想，那时如果不是那些死去的战友拼了性命，和平的日子也真难以到来。——“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和为贵”。这，都是中国古语。

二叔

闲暇整理旧箧，见三十多年前二叔写给我父亲与我的信，毛笔小行楷，清超绝俗，藏锋恰到好处又妙不可言。舍不得丢，仍珍藏着。

二叔给我的信共有十三封，却惜二十多年前拆老屋建房时不慎佚失。那是他得知我因贫辍学，再三鼓励我自学，并告诉我他自习书法的经验与心得。二叔的字结体奇特，间架严谨，显然是临过魏碑的。我曾偷空临过几个月的帖，个中原因就是羡慕二叔的字。后来二叔知我决定自习走钢丝绳的文学，给我的信就少之又少了。我曾猜想：二叔或有让我完成他未竟事业的想法。

二叔是解放后的中专生，农校毕业，在当时算是高学历。五十年代，他与二婶都曾在乡下教过书，但无奈那时的政治风云激荡变化，他的工作也随之变动不居。从安庆调到蚌埠，又从蚌埠调到现今的滁州，临退前是滁州市种子公司的机关秘书。能在他的那样的一个时代坚守书法，足见二叔不肯与病态时代的病态人们同流合污，你争我斗，他胸中自有他的理想。“书如其人”，意思是人品决定书品！

二叔与二婶共育有两男两女，还有我二奶奶也由独子的他赡养，加上二婶的外婆（二婶只有姊妹俩），二叔夫妇俩的工资要养活包括他俩在内的八个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工作人员必须紧跟形势，必须认真工作，谁也不敢在工作之余从事第二产业或捞取什么灰色收入。沙漠里没有花花草草，太大的生存压力谁能成就什么事业？做事业之人，都巴不得有个宽松环境，心理上无压力，心态平和，思维才能开阔，才有可能开拓、创新。无奈，八个人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太多的琐事牵扯着二叔的精力，束缚着他创造的翅膀。

亲情与真情一样都是动词，都需要人去无条件付出，所以，亲情与真情一样是金钱买也买不到的。在做事与做人之间，二叔先选择了做人。只有先把人做好了，尽了人子与人父之责，然后才好安安心心做事，想到这，真为像我儿子一样的独生子女们忧心忡忡：二孩政策已放开，当我们这代人都老了，他们的生存压力也不小，他们能使自己的事业有所创造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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