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喝大芦稀饭度过的。

那时，一日两餐，每餐一律大芦稀饭。上午头十点吃早饭，下午四五点吃晌饭。所有人都是呼呼拉拉地喝，极像黄牛饮水，声音很响，喝到全身发热，头顶冒汗，冬天能看见头上的热气直往上窜。

我刚喝完大芦稀饭，小肚子涨鼓鼓的，像个圆球。这时，如果和嫡叔伯弟弟家迷和迷成一起去废黄河底疯，一路杠一路笑，还能听到自己的小肚子里发出咣当咣当的水声。杠是飞奔的意思，是我们苏北老家的方言。当杠到了废黄河底的苗花（棉花）地里，站在半人高的苗花下面泚一泡尿，小肚子立马就瘪了。这时，我童年的笑声就全都被吹进故乡的风里了。

我这里所说的稀饭顾名思义就是稀的饭，也就是普通话里的粥。只是在我们老家，稀饭是一个特别的概念，一是很稀，可以稀到照见人影；二是煮稀饭的材料必须是大芦面，也就是普通话里说的玉米面。

当时的老家都是旱地，只能长大芦、沙芋（山芋）苗花。秋天一来，从废黄河大堆一直延展到没有水的河底，一片接一片的金黄。大人小孩一起将大芦从杆上扳下来，由伯父用独轮车一趟趟地推回自家的土院子，祖母、伯母便坐在土场子上，将大芦外面的苞皮逐个撕开，露出里面已经饱满成熟的黄灿灿的大芦，再用苞皮扣挂在绳子上，让阳光尽情暴晒。这时，阳光也发疯地舔舐起我的童年时光。

此刻也是伯父和伯母吵仗的日子。

他们的口水战的焦点，是对于这批劳动果实的处置。伯父一门心思地盘算着怎样出售一部分，兑换成，好去隔壁周家看麻将，伯母当然坚决反对。祖母立场鲜明地站在伯母这一边，祖父的态度却很暧昧。结果伯父不再和女人们讲理，硬是卖掉了一部分大芦，最终也就使全家人碗里的大芦稀饭，变得越来越稀了。

我的童年是被土黄色调全部淹没的。老家的那座院子，就是一个全土结构的泥巴屋，它和村外的土地连为一体，一片黄土色。老家的这座土屋门朝西，正对着老陈圩小街，逢五逢十，小街上便有挤不动的人来赶集。老家西面是一排六间的土屋，东面也是六间土屋。西面的稍矮些，东面的是主屋稍稍高大些。老家称西面的土屋叫当门地，东面的主屋叫堂屋，或是桃屋。东西两排土屋的中间，有一个不算小的院子。这前六间后六间的土屋，是我嫡亲伯父和隔壁堂叔两家的，各占二分之一。因为两家同属一个老太爷，关系处的又十分融洽，两家就合在一个土院落过日子。

收获的季节到了，整个土院子被大芦们挂成了金色的世界，将原本土灰色的院子装扮一新。我便感受到了秋天的太阳照晒在土院子里升腾起的清香味。

西屋南间建有一座锅灶，两口大锅，锅灶边有一个木板风箱，锅灶只能烧柴。北间的窗边则放着一架石磨，是专门磨大芦面用的。每当大芦被晒干之后，祖母伯母又盘坐在土院子里，右手拿着一根大芦囊子，用力去搓左手拿着的大芦，大芦的粒子便一片一片地被搓落下来了。他们再将大芦粒子放进这盘石磨里，拐成大芦面子，这才能做大芦稀饭。一直到今天，老家石磨发出的沉重的辗轧声，仍然在我的记忆深处回响。

拐磨和拉风箱是我儿时最喜欢的劳动。当然，我那时只有几岁，根本拐不动那么沉重的石磨，风箱也只能拉几下就拉不动了。我只能将自己又小又污的手，搭在拐柄上，做个样子，和大人一起做出拐磨的动作，有节奏地一来一去，一来一去，赢得特别喜欢我这个长孙的祖父祖母的一阵夸奖。

拐磨拐，砬豆彩；请舅奶，舅奶没在家，请小丫，小丫没得裤，摸摸小丫肚！我一边拐磨，一边和家迷、迷成齐声唱着儿歌。

当然，擦稀饭我就不会了，只能站在一旁观看。老家煮稀饭叫擦稀饭，擦有反复煮、反复熬的意思。将一大锅水烧开了，再将已经用冷水和匀的大芦面，一点一点地放进开水锅里，用勺子舀起正在煮沸的稀饭，在锅的上方倾倒下去，这叫扬稀饭。就这样，不停地扬，不停地扬，一直扬到稀饭擦好为止。否则，稀饭就会结团子，或者磁底胡了。

擦稀饭时，还可以放进一批沙芋，叫作沙芋稀饭。沙芋在老家盛产。沙芋就是山芋，沙芋是老家的方言，有了沙芋还能做沙芋叶稀饭，将沙芋长出的叶子采摘回家，和大芦面一起擦，便是沙芋叶稀饭了。

那时，老家全都是旱地，不长水稻，大米也就成了稀缺的粮食，很少能够吃得到。因此，对于米粥的称呼，老家从不叫粥，而是叫米饭，显然这是对米粥有意识地加重分量。对于普通话里的米饭，老家则叫作干饭。那几年，我父母在外地阜宁县的东沟公社粮管所工作，要过年了伯父骑着自行车去二百里外的阜宁，拖一袋米回泗阳老家。伯父便乘机贪污，偷偷在半途就卖掉了一半，只将其余的一半拖了回去。我们过年时吃到的米饭，只能是米少汤多了。尽管如此，家迷还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一路吐词不清地高喊着：吃米饭啦！吃米饭啦！”他将米饭”二字，咬得特别的重。我端起饭碗，看着碗里发白的米，和往常金黄色的大芦稀饭果然不同，赶紧伸出筷子去捞，好不容易捞到了几粒，放进自己嘴里仔细地咀嚼，米粒子还是硬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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