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忠义

　　文/张岚

　　“没国哪有家？国家的事都是天大的事，咱必须跑在头里。”身为农民的父亲，对国家、集体充满了忠诚。

　　上世纪六十年代，沂蒙山交通闭塞，我们所在的“大队”是红旗大队，时常需要做报告、进行经验介绍，父亲作为省里考出来的会计师，更是承担着全县、公社会计人员的培训等任务，需要经常到公社、县里开会。为了节省费用，每次外出开会再晚，父亲都会坚持回家。记得有一年深冬，散会时天已经黑了，父亲便搭乘同村的拖拉机回家，走到半路，因为天黑路滑，拖拉机翻到沟里，当父亲醒来的时候，满头满脸都是血，但第二天一早，父亲又站在培训的讲台上。为此父亲还落下了脑震荡的病根，脸上也留下了深深的伤疤，致使原本清秀的脸上留下了遗憾。

　　夜里值班是父亲坚守了几十年的工作之一。那时，我们大队部设立在一个宽大的院子里，全村的油坊、染坊、纺织、编织坊、豆腐坊、木匠坊、铁匠坊……所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加工作坊全部设立在这个大院里，当忙活了一天的大院安静下来的夜晚，为了保证财产安全需要留人专门值班，值班的人同时接听全大队唯一的电话，播报天气预报，早上起床的军号……每到晚上，偌大的院子空寂无人，诡异的“三仙阁”睁着一双神秘的眼睛令人不敢走近，几百年的老银杏树站在院子中间，有风吹过便发出沙沙的回响久久不绝……多年来，大队、村委安排2人轮流值守，每周三个或四个晚上。从意气风发的儒雅青年，到两鬓斑白，与父亲轮值的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父亲却一直是那个坚守着的守夜人，从没缺席过。听母亲说，我的三哥出生的那天晚上，正是农历九月份最忙的时候，忙了一天的母亲感觉快要生产了，当时正是父亲值夜班，母亲、邻家婶婶都劝父亲在家陪着母亲，“秋忙忙死人”，在与秋雨秋霜争分夺秒的时候，找谁替班都不好开口，于是，父亲仍然坚持到大队值班，第二天忙完一天工作后夜里才回到家见到了自己最小的儿子，为此，几十年来，每每提起此事，母亲总还是不能释怀，而每一次，父亲总会笑嘻嘻认真地解释着：村里几千口人的家当都需要有人看管，上级的电话、大队的广播都离不开啊！

　　正是如此，在整整半个多世纪里，父亲对国家、对集体、对单位倾注了无限的真情，由于工作踏实，业务精通、人品又好，父亲很多次被上级部门看中，但他总是一次次毅然谢绝，把深情留给自己的故土。

　　父亲对国家、集体充满忠诚，对村民讲的是义气。

　　1976年秋天，全家一年种植的地瓜经过一块一块地从地里刨出来，再一块块切片、晒干后，又千辛万苦地一筐筐收回家、集中暂存在院外西墙边搭起的晾晒架上，待全干后收仓。全家人在忙了整整一个秋天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安心地睡个安稳觉了。然而，那个深秋的早上，当母亲迎着初升的太阳起来重新晾晒全家一冬的粮食时，却发现所有的瓜干片块未留全部丢失了——那可是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啊。

　　我生活的蒙山小村庄，因无水，所以不能产稻，第一次吃大米饭还是大哥参加工作的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母亲把一锅大米饭送了半村人，让许多人跟我们一样第一次品尝了白米饭的味道；因土瘠，小麦产量极少，包饺子等用的面粉奇缺，只有在春节等重大节日时才可放开肚子饱餐一顿。那时，山岭薄地盛产的主要是玉米地瓜。地瓜切片晒干称为地瓜干，粗加工后作为猪食，细加工后烙成煎饼作为人食，所以地瓜干煎饼曾在数代山民的嘴里把持了主食地位。玉米棒子采下不剥苞皮，苞皮与苞皮联结成背搭式，挂于树杈、搭于墙头或围在专用柱子上，待风吹日晒去了水分，再搓棒取粒，水泡去皮，拿到石磨上磨成细糊烙成煎饼，但玉米煎饼相比地瓜干煎饼却又是殷实之家的象征，一般家庭还是以吃地瓜干煎饼为主。那时，市场远没有现在繁荣，乡村农家，更无经济来源，所有的地瓜干丢了，意味着全家一年的口粮没了。作为全大队里的一件大事，大队、生产小队的领导都来了，还成立了调查小组，对周围住户进行了细致走访取证。那时，父亲看着哭天抹泪的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含着泪带领大哥、二哥到离家三十多里的山上采山果、摘树叶，在收获过的广大土地上“揽花生、揽地瓜”，有时，下力气刨半天地，也“揽”不到指头大的地瓜。一周后，确定了盗窃之人，当那高大的汉子当众跪下时，父亲却含着眼泪扶起了对方，对着天、对着地、对着一众人等说了一句让大家都落泪的话：“大兄弟，咱啥也别说了，谁让咱们穷呢。瓜干算我们家送的，我的孩子们大了，你的四个小孩子更要长身体啊。”整个冬天，我们家吃花生壳、玉米棒、地瓜秧磨成面做成的窝头，每次吃饭，我都因为咽不下去而哭泣不已，以至于我总把自己个矮归罪于那个无粮可吃的冬天，父亲晚年聊天时，我总撒娇似地抱怨父亲，父亲便孩子般笑着说：“不是没办法吗。那个时候，都不容易，咱真让人家拿回来，心里也是不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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