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又到冬至节了，每到这时节，便想起了老妈做冬至饭的许多事儿。

冬至饭在敦煌叫做“杏窠篓”（“杏”读作“横”），张掖叫做“猫耳朵”，新疆巴里坤叫做“杏皮子”，内地似乎叫做“麻什子”。人们总是用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来给新事物命名，各地风物颇有不同，这不奇怪！

每到冬至节前一天，妈和村里的众多大妈婶姨们便都开始忙碌了。要事先准备好的食材很多，上好的羊肉、白萝卜、胡萝卜、洋芋等等，当然，少不了葱、姜以及晾干的香菜等配料。冬至一大早，妈早早起来，将事先备好的各色食材洗净切成小块，一一下到烧好的油锅里，再放上各种调货翻炒一番，等臊蛋子炒好，再加入水，放在灶火上慢火煮着。另一个灶火也燃起火，慢慢烧一锅开水。喷香的味道让一贯喜欢睡懒觉的我和姐姐们也早早醒来了。其实，等我醒来时，妈同时早就和好了面，并饧成了长条细圆柱状的面剂子，被香味馋起来了的我跟在妈身后。当然，早起的奖励便是数个香喷喷的肉蛋子。吃完，妈在案板上撒上少量面粉，再把面剂子拉开切成大约一个指尖宽度的小圆柱体，我就在妈以及也早早起来的姐姐们的夹缝里一起“跐杏窠篓”，手指力量适度，轻松一“跐”，一个蜷曲如晾干的杏皮、形状巧妙的面“杏窠篓”便呈现在案板上。妈和姐姐们手指灵巧，不仅“跐”得快，做出来的“杏窠篓”也美观，我“跐”出来的往往只是一张张厚薄极不均匀而又极微型的饺子皮，所以，大多数时候我很快就会被“委派”成“伙头工”，去烧开水了。等“杏窠篓”堆满了案板，便可以下锅了。煮好的“杏窠篓”倒进臊蛋汤里，再放上葱花、香菜末，一锅浓稠而满溢香气的“杏窠篓”饭就做好了，这时，天也亮了。

妈先盛好两碗，要我先端给爷爷奶奶。然后，再拿几只大碗或者搪瓷盆，盛满，每盛一次，都要搅动一番，目的是让肉蛋子浮起来。每当这时，我的心都揪在一起，唯恐妈把肉蛋子都舀完了。可妈盛满后，还要再看一下是否盛得公平，要是看到哪个碗盆里肉蛋子少了，总还要从大盆里再挑一些出来。然后让我去送给距离不远的四叔家，姐姐们也各有各的目的地，当然，不外是同村的邻里亲友。

等我晃悠过去，四叔家门外也是满溢了香味。四婶满脸笑意地接过碗，倒入自家的“杏窠篓”饭盆里，再将备好的一碗倒在我的空碗里。眼“尖”的我早已发现，这碗里的肉蛋子显然要比我家的多。在那个“吃一个油花子要机溜三天”的时代，能多一些肉蛋子是很了不得的事。端回来，姐姐们也已回来，妈把“换”回来的杏窠篓饭再倒进盆里，再次搅匀，再次舀出几碗，我们再去送。大约三轮过后，觉摸该送的都送了，就该我们吃饭了。那盆杏窠篓饭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混杂了邻里亲友诸般味道的“百家饭”，送了半天，其实是在“换”。偶尔，也有空碗回来的时候，也不在意，该送的还得继续送。东家多了一点，西家少了一点，最后混在一起的百家饭，往往不但不会少，还会比原来多出来一些，内容自然也比先前更丰富了。

每次端回来，妈只是不经意地扫一眼，便能得出结论。比如：“你四叔今年收成好啊！”“你三奶家娃子（男孩子）多，争嘴得很！”后来我也渐渐明白，看似简简单单的一碗饭，从碗里臊蛋子的丰富与否、肉蛋子的多寡、油花子的疏密、味道的浓淡，都可以看出一个家庭一年收入的盈亏、主妇厨艺的高低，甚至两家情意的厚薄……

舀好一家人的“冬至饭”，我和姐姐们便开始比谁的碗里肉蛋子多。我有时故意把肉蛋子都藏在碗底下，惹得姐姐们到妈跟前告状说妈偏心。妈早看出来了我的小心眼，把自己碗里的肉蛋子再给姐姐们一些，懂事的姐姐们早躲开了。而我也知道了，耍小心眼不但自己得不到好处，还会连累了别人，也就从此记住老老实实吃饭的道理。

不知从哪年起，妈就不让我再送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好像是我去某某家送时受了几次白眼并原封不动地端了回来吧。但妈每年仍会照旧早早做好一盆冬至饭。这饭里比旧时有了更多的肉、更多的其他食材，有了更多的油花子，用了更多以前从未用过的佐料，我们一家仍会吃得很香，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总在想，汉民族传承数千年生生不息，骨子里一定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宽裕的家庭做一大锅冬至“杏窠篓”饭，特意多做出来几碗，接济给那些贫寒的邻里亲友或者乞儿，又为避免他们接受时的尴尬，便创造出“百家饭”的名目，相互之间也送一送，以表达感念帮助之情意。其本意也并不是一定要换回一碗或者探看家底，而只是一份善意的表达。最后传承下来，便形成了冬至节吃百家饭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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