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以来，文学界的旗手们皆以打破数千年的“道统”为务，小说、诗歌等以借鉴西方文学样式而呈现新的面貌，以达到与前人划清界限的目的。唯有散文，无西方文学形式可以借鉴。现代散文理论的开创者周作人破清代正统的“桐城派”，以晚明“公安派”为宗师，强调散文的“审美”特性，以呈现美的生活、抒发美的情感为宗旨。从此，中国现代散文就走上了以“美文”为主的发展道路。汪曾祺世称“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作品是沿袭了“五四”以来散文发展的主流的，《昆明的雨》即是其中的典型。

美文如何科学地品鉴其“美”？现代文学批评经历了作家中心论、作品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几个阶段。各学派有其科学性，也有其局限性。对于一部作品的解读，作家的特殊性、作品的唯一性、散文的文体特点、读者的参与等都是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的。

一、“真情实感”的特殊性

从创作论上讲，散文写作要有“真情实感”。但是“真情实感”不等于生活的实录。具体到每一篇作品中应作具体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读作品的内涵。《昆明的雨》写的是作者三四十年代在昆明就读西南联大时期的生活。文中“美”的事物很多，如倒挂的仙人掌、各种各样的菌子、火红的杨梅等等。为什么汪老先生笔下只写了这些事物而没有写其他事物？这就与他当年的细节记忆有关。在他的眼中，昆明雨季里的这些事物是美的，是能传达他心中对“美”的认知的。但是，这些“美”的事物并不等于生活中真实的存在。例如文中写到的牛肝菌，作者写到它的颜色、味道以及做法。这一切与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是分不开的。换作另一个作家，是不会这样表述的。因此，汪老先生笔下的景，是以汪老的眼光看世界的“景”，即对象的主体化。从这个角度说，只有走进作家的主体世界，走进作家的创作，才能真正感悟作家笔下所叙之事、所状之物的美。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汪老先生在文中使用了许多表现色彩的词汇，例如“浅绿”“深褐”“黑红黑红”等。因为汪老先生除了是一位散文大家，同时也是一位画家。从小师承其父的汪曾祺对绘画颇有天赋，其国画作品深得中国绘画之精髓。画家对于色彩比一般人敏感，因此，作品中出现许多表现色彩的词汇也就不奇怪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本文画面跳转很快，有点类似于电影。以第8段为例，一盘鲜香可口的牛肝菌、一个乘客下火车去捡鸡枞，牛粪般的干巴菌、类似鸡油的鸡油菌……一个一个画面接连不断地向我们眼前扑来。这种画面感极强的表现方式，也与作家本人的绘画才能相关。

前人有批评汪老先生笔下的昆明生活快乐、闲适，然而当时正处于全民族抗战期间，这样的笔调颇不相宜。诚然，《昆明的雨》展示的是一个景美、人美的和谐美好的社会，是汪老先生眼中的一片圣土。但如果把他笔下的社会等同于当时的昆明社会，就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指向。文学不是生活的实录，而是作家借文字以表达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其根本指向是审美，而不是记录。抗战爆发之初，汪曾祺从香港转至大后方的昆明，求学于西南联大。他天性乐观活泼，不以生活为苦。虽时常以粥度日，跑防空洞以躲避日寇的飞机，但这一切苦难并未改变他那颗始终乐观向上的心。其后的人生历程中虽遭遇各种挫折屈辱，汪先生一样坚强地活了下来。在一个积极乐观的人眼中，这个世界总是美好的事物更多一些。因此我们在阅读《昆明的雨》时，陶醉于他笔下那馨香的缅桂花，那个略带羞涩的卖花姑娘，那个送花给房客的女房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一切的美好看作汪先生对美好生活的讴歌与赞美。苦难中的美，更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汪老师回忆西南联大生活的其他作品，如《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上课》等，莫不如是。

从叙述视角这个角度考查，我们发现，《昆明的雨》有两个“作者”，那学生时代的“我”和写作时的“我”。本文写作时间是八十年代，是作者离开昆明之后四十余年的回忆之作。在这四十年中，作者曾被划为右派，劳动改造、被他人诬陷等，生活对于一介文人不再充满诗情画意。然而作者却一直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对于美的热爱和向往是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因此，当朋友邀请画一幅画时，作者想到了仙人掌、牛肝菌、青头菌；写杨梅，与自己后来在全国各地吃过的杨梅进行对比；写午后的雨，以至于四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不同的叙述视角让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更深刻地把握作者的所思所想。

文章来源：《散文百家》 网址: http://www.swbjzz.cn/qikandaodu/2021/0310/7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