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春秋(前770—前476年)战国(前47 5——前221年)之际，即公元前5世纪轴心时代，由孔子(前551—479年)创立，以孔子为宗师、崇奉孔子学说，推行孔子主张为旨归的学派。

儒家的“儒”渊源于此前的文化官吏。《周礼》：“儒，以道得民。”(《天官冢宰·太宰》)这里的“道”是专指“六艺”。《周礼》：“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地官司徒·保氏》)所以说，“儒”原来是专门以“礼”、“乐”、“射”、“驭”、“书”、“数”的“六艺”去教养天子、诸侯、贵族的文化官吏。这些官吏后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离开宫廷流落到民间，以他们所熟知的礼乐文化和贵族礼仪作“相礼”的职业。孔子早年也曾以“儒”为业，为人“相礼”。

一

孔子晚年周游列国归来专门从事教育和整理古籍，即整理“诗”、“书”、“易”、“礼”、“春秋”、“乐”的“六经”，后有时也称为“六艺”。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从而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民间教育团体和“百家争鸣”中的“显学”之一家。

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他们著书立说，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特别是对治国理政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与学说，以适应并引导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的需要和发展。

儒家的特色很丰富，本文拟用孔子所提倡的“立己立人”或者“修已安人”的主张来概括，即《大学》里所讲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庄子所讲的“内圣外王”。

在春秋二百九十多年间，周王室已经衰微，以“五霸”为首的诸侯各自为政，挟天子以令诸侯，相互攻伐，争夺霸权，礼乐日趋崩坏。生活于春秋后期的孔子为了挽救礼坏乐崩的危局，立志追随周公的志业，继承周公的礼乐文化，创立了“仁学”。

周公姓姬名旦(前1094——前1033年)，周文王之四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他是西周最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之一，是开国元勋之一。周公先在军事上既辅助武王伐纣灭商，又辅助成王东征，平定了管叔、蔡叔和霍叔的三监之乱，战功显赫，帮助他们父子两打天下。后周公又在政治上辅助幼小的成王治理天下。为此，周公制礼作乐。他总结、吸收、发展了夏、商两朝的礼乐的思想、文化与制度，来制订周朝的礼乐的思想、文化与制度。“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因此，周公成为礼乐文明的集大成者。礼乐并称，也合称为“礼”、“礼教”或“名教”。

所谓“礼”指礼制、礼仪、礼器、礼貌与礼之义。礼可规范政冶制度、社会生活和道德秩序等。礼制能使社会安定和谐发展，使典章制度得以完善。所以，礼是夏商周三代文化传统的主体。周礼后来居上，发展最为成熟，成为周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成就。周公所创制的周礼，既含政典又含教化。政典指治国理政的典章制度，体现在《周礼》一书中；教化指通过礼乐向人们进行教化，体现在《仪礼》一书中。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是，孔子所说的礼在夏商周随着朝代更替而有所损益，也就充分体现了礼在历史与现实中必须不断变化才能加以适应。

所谓“乐”本身具有和谐性，又被赋予道德性，视为表现“礼”的一种手段，常与“礼”并称。“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是孔子关于道德与审美的修养思想，意谓君子修身自学诗始而完成于乐。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孟子说：“闻其乐而知其德。”(《孟子·公孙丑》)《周礼》说：“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地官司徒》)《礼记·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

到了孔子之时，虽然礼坏乐崩成已然之势，但是礼乐本身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文化成的价值，依然是可以传承与发扬的。因此，周公成了孔子梦寐以求的先驱。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脩》)“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所以，孔子提出“仁”学，并不是离开“礼”，抛弃“礼”，更不是对抗“礼”，取代“礼”，而是以“仁”挽救“礼”，补充“礼”，传承“礼”，发展“礼”。孔子回答最优秀的高足颜渊问“仁”是什么的问题时，明确说：“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孔子说这句话的用意非常淸楚，充分表明他的新说“仁”与旧说“礼”，二者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具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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