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系出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历代对遗山文的评价都很高。郝经曾在《遗山先生墓铭》中评价云：“汴梁亡，故老竭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1]《四库全书〈遗山集〉提要》云：“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2]从评价中可以看出，元遗山为文章宗匠，其极具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的碑铭文尤被前人推崇。遗山关涉女性形象的文章大多为碑铭文，这些女子的日常与遭际蕴含丰厚，值得我们去探究。在狄宝心先生校注的《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关涉女性的作品大约30多篇，有的是给女性写的墓志铭，有的则是为塑造男性墓主提到的女子，当然有的文章的女性仅提及只言片语，这样的女子不计算在内，还有题画文如《朱繇三官》《张萱四景宫女》中女子亦不计入其中。所以《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有女子形象，且极具特点的文章有27篇，具体为：《聂元吉墓志铭》《聂孝女墓铭》《孝女阿秀墓铭》《杨府君墓碑铭并引》《冠氏赵侯先塋碑》《张君墓志铭》《敏之兄墓铭》《太夫人五七青词》《史邦直墓表》《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资善大夫武宁军节度使夹谷公神道碑铭》《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国夫人文》《朝列大夫同知河间府事张公墓表》《太古观记》《致乐堂记》《顺安县令赵公墓碑》《显武将军吴君阡表》《广威将军郭君墓表》《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信武曹君阡表》《潞州录事毛君墓表》《千户乔公神道碑》《曹南商氏千秋录》《御史张君墓表》《寿圣禅寺功德记》《御史孙公墓表》《临海弋公阡表》。

这些文章中的女性，有崇佛奉道的虔诚妇女，有谨守儒家礼法的贤妻良母，有临兵不乱，大义凛然的女子，有跋扈于政的女子，亦有至孝之女等。有的女子是文章主人公，有的女子是为突出男性墓主而陈述的人物。这些女性形象，反映着思想的多元，记载着金末元初社会的动荡，透射着文人的心理等，小女子身上体现着大内涵，承载着元好问的历史责任感，也表现着元好问的妇女观。

一、崇佛奉道守礼的女子，反映着宗教的信仰、思想的多元

金代女真人的宗教，有原始宗教萨满教，又有从中原传入的佛教和道教。“为适应多民族统治的需要，金朝统治者对佛教和道教采取兼收并蓄，限制、利用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曾左右了宗教的发展，使其为女真统治服务。金代宗教有新的发展与开创，在发展中适应经济、政治的统一，显示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3]由引文可知，在金代，主要有萨满教、佛教、道教、儒学，尤其显示出儒释道三教并崇的趋势。而蒙古建国前，蒙古人中流行的也是萨满教，崇拜天地、日月、火等自然界的事物与现象。建国后对各地区的宗教采取兼容并存的政策，并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元朝政府在各地方设有总统所、总摄所、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等专门机构，管理各地的佛寺僧徒，而隶属于宣政院。”[4]525此外，“元朝政府设集贤院管理有关道教教法以外的事物，地方各教门，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用五品印。”[4]528这些机构管理佛道二教及其信徒。因此，由金入元的元好问，其文章中女子崇佛奉道渊源有自，有这些社会大环境的浸染的原因。

在元好问的散文中有很多崇佛奉道的女子。《冠氏赵侯先塋碑》一文中赵天锡的母亲，太夫人董，即为笃佛之人，“忠显君之时，中馈之位，乃为上僭者所夺。于夫人也，撝斥如媵侍陵轹如囚虏，井臼之事，率躬亲之，如是积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业，坚之以苦行，怡然委顺，恶言未尝出诸口。昼哭之后，僭夺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怜之，时往慰藉，且敇诸子事之惟谨。既没之后，葬祭过礼，无降杀之贬。”[5]432赵天锡的母亲，其夫忠显君在世时，妻室的主位被妾室所夺。夺位者三十年对她指挥呵斥、欺压，自己亲劳于家务，因赵天锡的母亲“夙尚内典”[5]432，平素即崇尚佛学，所以遭恶遇时能从佛教的角度理解遭际，认为是“夙业”，应为前世罪业修行，怡然而处，不出恶言，丈夫死后，仍能对僭越者以德报怨，命子恭谨相待，妾室死后葬之以礼。崇佛信佛，笃行到一生的生活中，为人处世中,所以元好问感叹：“不妒，不报，直千万人而一耳！况乎其夺也，不以怨而以恩，其报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于强勉，不由于沽激，传记所载，如是者几人？”[5]433赞美赵天锡的母亲不嫉妒，不抱怨，对僭越者报之以德，不勉强而为，出于本性，出于自己的信仰，善待所有人，包括曾欺侮自己的妾室。又如《千户乔公神道碑》中慈祥仁爱的太夫人既崇佛也奉道，“事佛老惟谨，教公毋妄杀，重惜物命。”[5]1142公视母意所在，宽厚待人，不妄杀生，放还俘获为奴的人，甚至可以让降虏授诸子学习，“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问知为士人，即馆之门下，令授诸子学。”[5]1142所以元好问文中用《汉书·金日磾传》中典故“古人北面降虏，今真见之。”[5]1142由衷赞叹乔惟忠用人唯贤，宽厚待人的品行。然而儿子爱惜物命，善待万物的处事方式，待人方法是崇奉佛道的母亲教育的结果。此外，《太古观记》中的女子不仅有奉道，而且出资修建道观，提供岁费。赵侯国宾之夫人冀氏，“出奁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庑、斋厨，下及用器，无所不备。堂众岁费亦时给之。”[5]767冀氏将奁中物捐赠给道士，像经营自己的居室一样帮起庭宇，治场圃，不为沽名钓誉，只是出于信仰爱好，也是一位典型的崇道女子。《寿圣禅寺功德记》中则记载“自遭离兵变，城邑废毁，仙佛所庐，仅有存者。崇孝佛位，扫地而尽，独曹王所建舍利塔岿然而已。荆棘瓦砾，蛇鼠来舍，如是十数年，无留盼者。有大檀越刘师彰之夫人郑氏笃于奉佛，悯佛地之久废也，愿为兴起之。且其伯男子有庆，孩幼丧明，誓徒佛陀以为归宿。乃捐奁中物直百千金者，合报心寺提点僧润共为营度。”[5]1437-1438遭兵乱后寺庙荒废，刘师彰之夫人郑氏笃于奉佛，亦和冀氏一样，捐赠价值百千金的奁中物，用来营度寺庙，寺庙的初基由此而建。郑氏因大儿子幼年丧明，作为母亲，她这样做，也是为儿子祈福积德，爱子情切，信佛笃深，捐资修寺，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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